敏感

《功甫帖》真偽之辨
　　《功甫帖》：門道與熱鬧
　　九百多年前，蘇東坡給他的朋友郭功甫隨手寫了一封短札，兩行，九個字。
　　二〇一三年，著名中國藏家劉益謙從蘇富比拍賣行以八百二十二萬美元拍得《功甫帖》。不久，上海博物館三位書畫專家明確指出此件為贗品。真偽之爭，在二〇一三年歲末震動了全球媒體和收藏圈、拍賣界。
　　處於漩渦中心的無疑是藏家、研究者和拍賣行。他們之間的你來我往、針鋒相對煞是熱鬧，成為普羅大眾追看的新聞。借用當事人劉益謙的一個詞：大開眼界。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很少有一錘定音的場景，這場爭議很可能也會一波三折。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且讓我們各取所需，各有所得。
　　《功甫帖》真偽之辨
　　記者｜王悅陽 實習生｜霍俐敏
　　東坡法帖，是真是假？國寶回歸，名不副實？短短數月，滄海桑田，才以五千萬高價“國寶”身份回歸祖國的蘇東坡《功甫帖》，旋即引來強烈質疑。一方面是上海博物館的三位資深專家，一方面是聲名赫赫的紐約蘇富比拍賣行，夾在中間的則是近年來收藏界的大紅人，孰是孰非，令人咋舌。個中玄機，撲朔迷離。
　　紐約當地時間9月19日，正值中國的中秋之夜，在紐約蘇富比“中國古代書畫精品”拍賣會上，著名中國收藏家劉益謙通過與五位拍賣會電話委托方競拍者的激烈角逐，以822.9萬美元(約5037萬元人民幣)最終拍得蘇軾的《功甫帖》，領銜“中國古代書畫精品”拍賣會，並計劃年底將該作品亮相於上海龍美術館浦西館的開館展覽。隨後，經過多方努力，《功甫帖》以藝術品保稅的方式回歸，此舉也被不少業界人士認為是促進藝術品迴流國內的有效方式之一。
　　沒想到“國寶”甫抵上海，2013年12月21日，一則“蘇軾《功甫帖》被上博稱為偽本”的新聞使這幅價值連城的古代藝術品再度成為焦點。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的鐘銀蘭、單國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員通過一系列考證，共同指認該作品系偽作，並非東坡真跡。
　　千求萬證，大膽決拍
　　作為一名資深的收藏家，劉益謙曾說過：“參與藝術品投資，在外界看來是門檻比較高，需要很深的專業知識。但我沒有專業知識，這對我來說沒有什麼障礙，我的優勢是有錢，所以我要發揮我的優勢。”縱觀龍美術館的收藏品，從宋徽宗《寫生珍禽冊》到南宋諸家、元四家、明四家、清四家……美術史上的經典，幾乎應有盡有。而當代藝術藏品，也可謂全面之極，幾乎全面涵蓋了市場一線的當代藝術家代表作，實力由此可見一斑。
　　而今面對藏品《功甫帖》被質疑，劉益謙先是表示了自己的驚詫：“我此前沒聽說有一個人對這個有不同意見，至於今天為什麼突然出現這個文章，我也搞不清楚。新聞出現之前我對此事一無所知，因此這個事情在背後有什麼蹊蹺我也搞不清楚。”
　　緊接著他回憶起了拍賣收藏該藏品的全過程，劉益謙稱自己購買古代書畫已近二十年了，對於所買的作品都是相當負責任的。在拍賣前他就已經做好了與藏品相關信息的搜集與考證工作，“因為一個多月之前就知道蘇富比紐約徵集了蘇軾的《功甫帖》，看介紹包括來歷、流傳各方面都比較清晰。上邊有項子京的章、安儀周的收藏章，在《張蔥玉日記·書稿》及徐邦達《古書畫過眼要錄》中都提到了這件東西，張蔥玉是解放後故宮的負責人之一，而徐邦達則在書中贊揚《功甫帖》‘神采飛揚’，為‘上品’。公開的信息都很清晰，哪一段文字上怎麼寫的，張蔥玉是怎麼說的，徐邦達怎麼說的，都有。有張、徐兩位泰斗的說法，同時又咨詢了其他業內專家，是老先生們一致認為沒有什麼爭議的一件東西，整個市場我認識的朋友里基本上對這個東西都聽不到雜音。”
　　“我通過電話競拍的方式在蘇富比參與此次拍賣，我的二女兒在美國讀研究生，現場參加了此次拍賣會。在參加之前，就《功甫帖》她也做了不少功課。在網上查了不少資料後，她也對我說： ‘老爸，把這件作品買回去。’”此外，據劉益謙介紹，今年年底浦西美術館要開展，屆時會有一個宋元收藏主題展，而這件中秋拍得的東坡作品將為這次展覽以及美術館的開館增色不少。
　　從作品本身的歷史記載、專家的肯定到女兒的鼓勵，加上宋元收藏主題展開幕在即，千求萬證始決拍，以上種種堅定了劉益謙要將《功甫帖》拍下的決心。於是，他最終果斷以天價拍下了這幅名作。
　　真偽之辨，孰是孰非？
　　據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透露的最新研究成果，三位研究員經過鑒定與考證，認為這件《功甫帖》是“雙鉤廓填”的偽本。並以晚清李佐賢(1807-1876)《書畫鑒影》中著錄的《蘇米翰札合冊》中的蘇軾《劉錫敕》、《功甫帖》兩件偽本作為重點案例典型。
　　“雙鉤廓填”又稱“雙鉤填墨”，在唐宋時主要用來保護原跡，臨摹學習，此法易於傳潘流行、到了刻帖成風的晚清，成了坊間作偽、製造書法贗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三位研究員的主要依據是，通過考證，發現近期露面的《功甫帖》偽本鉤摹自晚清鮑漱芳(約1763-1807)輯刻的《安素軒石刻》，其製作時間，亦可定於道光四年(1824)至同治十年(1871)之間。《安素軒石刻》所收的蘇軾《功甫帖》拓本，其書藝水平遠遠勝於蘇富比的《功甫帖》拍品。《功甫帖》拓本較好地表現了蘇體字逆入平出、無往不收、以藏鋒與中鋒為主的用筆特點，因此線條更顯飽滿圓厚、蘊藉豐腴，且起收、使轉等運筆過程交待更為明晰，頗具幾分蘇字之豪邁風神。而《功甫帖》拍品，其用筆以偏鋒為主，線條無不單薄枯梗，缺乏立體感，興味索然、寒磣，運筆亦不知所措，如此書藝，謂與東坡無一毫沾邊。
　　研究員指出，鉤摹本非出於自然書寫，故書法審美的諸多要素如墨韻神彩、節奏韻律等皆無從談起。細辨《功甫帖》鉤摹本，其中出現了大量非人工自然書寫而產生的石花、斑點、圭角、棱角狀等莫名甚至匪夷所思的運筆與筆觸。如“軾”字的勾(上提處)，“謹”字收尾的橫均能看到紕漏——原本屬石刻、拓本自身局限與特點的細節，大都在《功甫帖》鉤摹本中儘量落實了。
　　書法是筆墨與紙張的關係，石刻則是刀、石關係，刻工有高下，拓本之好壞又涉及拓工、裝裱的名家與否。總之，諸多不確定因素的疊加造成了石刻及其拓本自身的局限與特點，即無法達到書家自然書寫時的渾然天成，比如“牽絲”、“飛白”等。此件《功甫帖》鉤摹本還是從石刻拓本中鉤摹出，而非原作鉤摹，書藝自然差之千里。
　　除了論點，上博研究員還指出了若干《功甫帖》鉤摹作偽的旁證，例如《功甫帖》鉤摹本右下有“世家”一印，翻刻自《安素軒石刻》所收的蘇軾《功甫帖》拓本。這本是一枚騎縫章，應與邊封接連。此外，這件拍品“蘇軾謹奉別功甫奉議”九字之下，留有六方朱印，色澤相同。很難相信跨越百年，經手《功甫帖》的幾位藏家使用的印泥是一樣的。因此，專家認定鉤摹本中，除許漢卿鑒藏印為真外，其餘明清題跋及鑒藏印皆偽，此屬坊間作偽者之慣用伎倆。且《功甫帖》鉤摹本也並非安岐舊藏的那件，更無李佐賢所言原為永瑆家藏且刻入《詒晉齋摹古帖》之史實。
　　不僅如此，鉤摹蘇東坡的書法早有先例，就在上博館藏藏品中，研究員找到了蘇軾《劉錫敕》偽本，作偽時間、作偽手法毫無二致。其一為2001年，《米芾、蘇軾書翰合捲》由許漢卿之子許允恭先生無償捐贈予上海博物館，捐贈前，經鑒定，上博將捲中《道祖帖》定為米芾真跡，而《劉錫敕》系“蘇書偽”。之後，徐邦達先生在其《古書畫過眼要錄》中，亦將《道祖帖》作為米氏真跡，認為《劉錫敕》屬“明人偽本”。
　　真偽之說，誰能拍板？
　　面對言詞鑿鑿的質疑之聲，劉益謙回應道：“上博三位研究員鐘銀蘭、單國霖是我非常尊重的兩位專家，其中單國霖還是龍美術館的顧問。這件事對於我來說，是個好事情，他們對《功甫帖》的爭議，社會對《功甫帖》的關註都有助於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在藝術市場發展的這麼多年，博物館作為一個國家收藏的學術機構，對市場上出現過的東西，也沒有做過評論。如果大家的意見都是贊成上博的意見，我把這個東西退了就完了，我也會傾聽專家的意見。”
　　與此同時，劉益謙馬上就聯繫了蘇富比拍賣公司，蘇富比公司亞洲區總裁程壽康表示，將第一時間成立特別小組：“東西是蘇富比拍的，蘇富比是全球知名公司，我們拍東西肯定是要負責的。我們會等上博的後續論證資料出來以後，針對上博的研究報告組織全球的博物館專家進行論證。”劉益謙介紹說，蘇富比也給了他明確的表態，如果論證結果出來，上博的意見是站得住腳的，他們會維護買家的利益；但是如果專家一致認為上博的觀點站不住腳，蘇富比同樣也會通過各種途徑維護自己的聲譽。
　　隨後，蘇富比拍賣行官方微博於12月22日下午2點40分發表聲明：堅持“功甫帖”為宋代詩人蘇東坡的作品。蘇富比稱至今沒有接到近日媒體上所提到聲稱此件作品為偽作的所謂報告。並稱對作品的真偽性一向萬分認真，將仔細研究這份所謂報告並針對其提出的問題作出任何所需的回應。蘇富比一貫恪守藝術拍賣業界的最高德行標準，並保留對此事件的所有法律權利。
　　談及對於整個爭議的看法，劉益謙淡然地說：“古代字畫宋元字畫歷來都有爭議，爭議很正常，特別是在權威專家缺乏、遍地都是專家的時候，上海博物館作為國家博物館，第一次對民間的作品進行評論與研究，這本身利於民間作品收藏的進步。當然上博的鑒定，是不是能被市場接受與認同，接下來要看蘇富比的專家團隊對上博專家的看法的意見。目前這種評論是不是正確，有待於市場的鑒定，這對博物館來說也是件好事，最後是什麼結果，我也期待蘇富比給我一個交待。”
　　然而對於古代書畫、陶瓷等門類眾多藝術品和收藏市場而言，文物藝術品的真偽究竟誰說了算？這可能是困擾每個在市場上購買的新老收藏家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眾所周知，“流傳清晰、來源可靠”的藝術品大都在市場上能拍出不錯的價格，收藏家們喜歡聽故事、重點關註藝術品的流轉、按他們的自己的觀點來說就是“圖買得放心”。
　　今年9月，朵雲軒拍賣公司首任總經理、原上海書畫出版社社長、原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社長、現任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副局長祝君波在《博物館鑒定家為何越來越弱？》—文中指出：“筆者長期在文物經營界工作，與博物館專家和收藏經營界專家兩道均有接觸。環顧眼下的書畫鑒定界，喜憂參半，深感人才缺失。於博物館而論，如今，隨著這些一言九鼎的宗師先後謝世，許多博物館面對徵集書畫的挑戰，已無權威敢拍板。為什麼出現這些斷層？究其原因，是我們建立的博物館制度，鑒定人才由院校畢業，入館培養，但很少放飛野外，往往紙上談兵，研究來研究去，就是遠離真偽二字，也難得做真刀真槍的決定。”在祝君波看來，近年來藝術品市場的魚龍混雜，很大程度上源於鑒定專家的缺乏與金錢背後驅使的“假作真時真亦假”。對此，知名策展人皮力也曾公開表示：“我不知這個字帖的真假，但是根據我美術史的經驗，這篇報道和中國書畫鑒定一樣不靠譜。中國書畫鑒定歷來都是毫無理性，全憑感覺。根據我對我以前學校那些混過鑒定的學者領導的觀察，中國這些鑒定毫無科學理性可言，基本邏輯兩條：一，好的就是真的，差的就是假的；二，把假的說成真的說明你沒學問，把真的看成假的，就是你眼光比較嚴。反正說服我這個是假的，全是套話行話。”
　　皮力的話雖然“犀利刻薄”，卻也不失其真實性。即使在權威雲集的年代，對一件作品的真假產生強烈分歧也不在少數。特別是謝稚柳與徐邦達二位，謝老註重從畫家筆墨風格出發，判斷真假，而徐邦達則對於印、墨、筆等材料特性尤為強調，而啟功先生則偏重時代背景的特殊性，諸如避諱用字、書寫的合理性等等。此次提出質疑的上博專家，恰受業於幾位老先生。然而，即使如此，權威們在鑒定時出現的分歧就不少，好在所鑒定者皆為國家博物館或文物收藏機構的藏品，實在有問題的，打上“存疑”，留待以後考證。而如今面對真金白銀的藝術市場，“存疑”顯然是行不通的。分歧最大的一次莫過於1996年張大千《仿石溪山水》一畫，經浙江一位收藏家高價買下後，卻聽到了不少質疑。他送去謝稚柳先生家，得到肯定的回答，送去徐邦達先生處，卻得到截然相反的論點。市場面前，孰是孰非，來來回回好多次後，一向好脾氣的謝老也不耐其煩，“不懂畫，你買畫乾什麼？”不久，謝老辭世。真偽案開庭，在得到徐邦達、啟功等專家的“偽作”結論後，浙江收藏家退畫了事。此事最終因謝老的逝世而無法繼續下去，然而陳佩秋先生對於對方的“一面之詞”，始終不滿。
　　諸如此類的事件更大的一樁則是對於張大千舊藏《溪岸圖》的質疑。同樣是國際知名的學者高居翰，提出《溪岸圖》是張大千伙同謝稚柳、徐悲鴻造假。為此，收藏此畫的大都會博物院舉行了為期一天的高規格學術會議，包括此畫原收藏者王季遷、啟功等專家，各執一詞，最終以方聞教授以掃描原圖得到多次修複痕跡為最具說服力，確定此為古畫，但是否為董源所作，依舊難以定論，最終大都會博物院以標誌“(傳)南唐 董源”了結此段公案。對此“前事之師”，也有專家提出對於《功甫帖》可借鑒運用，把紙張、墨、朱印等分別做碳14測定，年代就出來了。但碳14測定，必須取樣，原持有者要同意才行，但一旦把紙張取樣化驗，測定，肯定對原作會有損傷。無論是專家“會診”抑或技術鑒定，結局如何，都將是對藏家劉益謙最大的考驗。
　　“碳14”能告訴你什麼？
　　“碳14測年”是放射性碳素斷代技術的簡稱，通過測定生物體內殘存的碳14的含量來推定它的死亡年代。這項技術是由美國科學家利比教授在1949年發明的。
　　碳14是碳的一種具有放射性的同位素，它的半衰期為5730年。也就是說，一定量的碳14，經過5730年後，衰變減少到原來的一半；再過5730年，就會再減少到原來一半的一半，依此類推。
　　碳14不是地球上原有的物質，它是宇宙射線在進入大氣層的時候，與大氣中的氮發生反應的產物。碳14產生出來以後與氧結合形成二氧化碳，植物通過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體內就會包含一定比例的碳14；動物吃植物，碳14又會被納入動物的體內。只要植物或動物生存著，它們就會持續不斷地吸收碳14，在機體內保持一定的水平。而當有機體死亡後，就會停止攝入碳14，其組織內的碳14得不到新的補充，會因衰變而逐漸減少。由於碳元素在自然界的各個同位素的比例一直都很穩定，人們可通過測定一件古物的碳14含量，來估計它的大概年齡。
　　劉益謙：我在等待他們的報告
　　劉益謙感到不解的是：我一個中國人，出於對中華文明的熱愛，花了5000多萬從海外購回一件國寶級文物，上海博物館作為官方文物機構，對此事沒有任何評價或鼓勵，還在不恰當的時機，把結論性的觀點通過大眾媒體發佈，而想象中應該很嚴謹的學術報告卻遲遲未出，這是為什麼？
　　主筆｜沈嘉祿
　　《新民周刊》：劉先生，這些天你可能比較煩惱吧，自從12月21日媒體透露，以鐘銀蘭、單國霖、凌利中組成的學術團隊代表上海博物館對你於今年9月從紐約蘇富比拍賣會上購得的蘇軾《功甫帖》提出公開質疑以來，全國各地不少媒體都轉載或綜合報道了這條爆炸性新聞，使你再次處於新聞焦點之中。當初在海外拍得這件天價拍品時，坊間將你視作一擲千金的土豪，現在有專家的研究成果放在那裡，有人又將你視作棒槌了，你是否感到胸悶或氣惱？
　　劉益謙：我也算見慣風浪了，此前對我的各種猜測和冷嘲熱諷都能承受，一笑了之，但學術上的事情由不得半點馬虎，必須認真對待。從上周六以來，我的手機就沒停過，我一直在忙於應付媒體的採訪和各路朋友的詢問。我現在一方面在等待上博的學術報告公開發表，另一方面也通過媒體表明瞭自己的態度和立場。
　　《新民周刊》：你的聲明我也看了，你在接受上海電視臺採訪時說的幾句話我也註意到了，這些文字與觀點表明瞭你的積極態度，但這是你真實的想法嗎？
　　劉益謙：請你相信我的真誠。首先，我要感謝上海博物館書畫部的學術團隊能夠群策群力、集合老少研究員的學術力量，並且代表上海博物館這樣備受世人矚目的博物館的官方組織，如此關註一個私人收藏家的收藏行為。不僅先在大眾媒體發表粗放的研究結論，激發廣大民眾的熱切關註，還對媒體表示將有詳盡的學術文章在數天內公佈，引起相關人士的期待。對我這樣一個從事中國書畫收藏20餘年的藏家來說，真可說是受寵若驚了。
　　在我以往的概念中，官方博物館的從業人員由於受文物法等相關法律的約束，是不能隨意對藝術市場的交易和藝術品發表有針對性的評判的。
　　《新民周刊》：對不起打斷一下，單國霖先生不是龍美術館的學術顧問團的成員嗎？他在與其他幾位專家對此件拍品進行真實性鑒定時，就沒有向你透露過半點信息嗎？
　　劉益謙：沒有透露過任何信息。我要強調的是，單先生是我們龍美術館的學術顧問團成員，我與他以及鐘銀蘭先生認識都比較早，我對他們的人品與學術水平向來十分尊敬。但是顧問團成員只對美術館的學術負責，我個人的收藏品，或者我準備競拍某件拍品前，從來沒有向他們咨詢過具體的關於真偽或優劣的意見。這是我一貫的態度，也顧慮給這兩位研究員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也因此，上周六他們以官方名義對《功甫帖》的真偽發出強大的集體聲音，讓我頗感突然，相當驚訝。我也曾琢磨過這起事件的深層次原因，但另一個更理智的聲音提醒我：要儘量從善意的角度去理解他們的行為。
　　比方說，我認為他們的意見不僅可以使我個人避免可能的損失，而且對整個藝術市場而言也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他們主動對一件民間藏品進行學術研究，或許意味著以上海博物館為代表的官方權威機構將為藝術品市場保駕護航、指引方向。這樣一來，廣大收藏家就不必有贗品偽作的擔憂了，藝術市場也可望越來越純凈。
　　《新民周刊》：20多年來，中國的藝術市場發展很快，民間收藏也持續升溫，相當多的文博專家通過著書立說或在電視上出鏡等方式，起到了推動與指導作用，但是民間收藏人士對某些專家還是不買賬的。有太多的事實在提醒人們，在文物鑒定這檔事上，專家看走眼的情況屢見不鮮，受利益驅動而隨意發表定性言論的情況也時有發生，所以收藏界非常希望官方博物館通過舉辦講座及舉辦文物展來提升民間收藏家的水平，對專家以官方名義發表的意見也一直很關註，並充滿期待。
　　劉益謙：所以我要感謝上海博物館對我創辦的龍美術館的愛護和關心啊。龍美術館(浦東館)開館一年以來，無論是舉辦過的十餘個展覽，還是開展的多次學術活動，均受到了廣大市民和相關專家學者的一致好評。這是因為我嚴格地執行了把收藏行為和美術館分開的原則。我的所有收藏品，只有經過專家的嚴格挑選才有可能進入美術館的館藏體系，那些藝術價值不高的、重覆的作品均不能納入。為此美術館還組織了專家顧問團隊，專門負責作品的挑選和展覽的學術把控，就像你剛纔所說的，單國霖先生就是學術顧問團的成員之一。
　　我認為邀請單國霖先生擔任學術顧問是合適的，事實證明他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眾所周知，我在2009年5月，在拍賣會上經過長達40多分鐘的激烈競價，以6171.2萬元的拍得宋徽宗的《寫生珍禽圖》，當時也引起中外媒體的關註。2012年12月18日龍美術館開館，在精心策劃的四個開館展之一“古往今來——龍美術館開館大展”中，這件北宋的繪畫珍品就眾望所歸地赫然登場，並理所當然地成為最大的亮點。那次展覽的學術主持就是我請單國霖先生來擔當的，展覽期間他還作過一場學術報告會，專門就宋徽宗的這些傳世名作進行梳理與解讀，讓公眾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這種專家與觀眾良性互動的場面令人倍感欣慰。
　　《新民周刊》：由於歷史的原因，兩宋書畫藝術品傳流至今很少，省市級博物館如果有的話也堪稱鎮館之寶了。在你收藏的古代書畫藝術品中，像《寫生珍禽圖》、《功甫帖》這樣高年份的藏品多嗎？
　　劉益謙：經過20多年的苦苦尋訪，這個歷史時期的書畫還是有幾件的。我準備在龍美術館(西岸館)明年3月份開館時，專門做一次宋元書畫珍品展。這個想法不是心血來潮，不是拍腦袋的，可以說是我的夙願。也因此，當我從蘇富比的拍賣圖錄封面上看到《功甫帖》時，感覺就是它為我而來，是緣分到了，就與我相約而至。
　　《功甫帖》對於中國古代藝術的重要性，我當然是清楚的。我也請專家一起看過，它的來龍去脈也是清晰無誤的，此前有張蔥玉、徐邦達等前輩專家對此作品的一致肯定。大家知道，張蔥玉、徐邦達兩位老先生是中國文博界的泰斗，於我國文物事業居功至偉，學術地位不可撼動。據張蔥玉先生在《張蔥玉日記·書稿》里回憶，建國前就有人向他表達了出讓意願，索價兩萬大洋，而當時《平復帖》在交易時也不過四萬大洋。徐邦達先生在《古書畫過眼要錄》中稱它“神采飛揚”、“神品”。如果這兩位飽學之士存有疑問，會這麼說嗎？
　　《新民周刊》：你能肯定張蔥玉與徐邦達兩位先生親眼見過的這件珍品就是蘇富比上拍的這件嗎？
　　劉益謙：紐約蘇富比是有著很高資質的老牌拍賣行，他們對這樣一件拍品肯定是十分慎重的。再說在拍賣會上，從30萬美元起拍，一直叫到800多萬美元，其間競叫聲此起彼落，場內與我競爭的就有五六位收藏家，他們都是行家，決不可能在雲遮霧罩的形勢下舉牌子。
　　《新民周刊》：但是從上博三位專家的研究來看，他們認為作偽者採用了“雙鉤填墨”技法……
　　劉益謙：這個問題我現在不想說，也不能說。關於《功甫帖》真偽的問題，我期待他們儘快出報告，報告出來後我才能做出進一步的正面回應。《新民晚報》的消息披露後，引起全國媒體轟動，海外媒體也十分關註，連美國的《紐約時報》也刊登文章了。聖誕節快到了，歐美國家的人都忙著過節，但紐約蘇富比拍賣行在第二天就及時發表了聲明，表示將成立特別小組，邀請全球博物館專家研究討論。如果專家們認為上博的觀點能站得住腳，蘇富比一定會維護買家的權益。甚至說到“蘇富比一貫恪守藝術拍賣業界的最高德行標準，並保留我方對此事件的所有法律權利”。那麼，在各方結論得出之前，作為買家，我只能保持中立。
　　但是這幾天來大家都在等待報告，上博專家卻遲遲沒有動靜，這讓希望獲知真相的公眾也很焦急。我覺得學術上有不同看法很正常，有爭論就有進步，但上博專家採取單方面向媒體報料的方法相當不妥，你為何不以報告的形式正式向公眾公佈呢？為何在報告發表之前就訴諸媒體呢？究竟想起到何種作用？我從善意的角度思來想去，還是不得而知。
　　我一個中國人，出於對中華文明的熱愛，花了5000多萬從海外購回一件國寶級文物，上海博物館作為官方文物機構，對此事沒有任何評價或鼓勵，還在不恰當的時機，把結論性的觀點通過大眾媒體發佈，而想象中應該很嚴謹的學術報告卻遲遲未出，這是為什麼？
　　《新民周刊》：據悉，上海市政府對你的回購行為還是支持的。
　　劉益謙：是的，市領導是相當重視的，《功甫帖》進關時，也得到了有關方面的支持，作為海外迴流文物經由外高橋文化貿易基地藝術品報稅倉庫進入上海，經由保稅倉庫出入境並借展。
　　《新民周刊》：眾所周知，上海博物館自建館以來一直鼓勵民間收藏家的捐贈行為，在如今展出的重要文物中，也有不少是近年來海內外人士的無私捐贈。
　　劉益謙：其實在龍美術館舉辦過的幾場古代書畫展覽中，我都對海內外文博專家蒞臨指導充滿期待。作為對官方博物館的補充，龍美術館在正規化與專業化方面是做了大量工作的，這裡也有館聘專家的心血。今天，上海博物館的學術團隊對《功甫帖》的研究方式也讓我大開眼界，僅憑與拓本的比較就得出毋庸置疑的結論，並且連翁方綱的題跋也認為是偽作，這是很不慎重的。如果說宋代的作品存在爭議是較為正常的話，那麼把翁方綱這樣晚近代人物的題款判為偽作，應該是有極具說服力的鐵證的。上海博物館的學術團隊還認為此帖是摹本，並且上升到了“美術館展覽偽作”的高度，這對我和龍美術館無疑是莫大的鞭策。因此我期盼上海博物館的學術文章儘快面世，以解困惑。
　　或許以上海博物館這樣強大的學術實力，可能從未展出過偽作，也從未花巨資購入贗品，但對龍美術館這樣成立僅一年的美術館而言，要學習的還有很多。而對上海博物館在《功甫帖》上所投入的勞師動眾的學術力量，我仍然只有感謝。
　　仿做不難 出手不易
　　一次“高水平”的造假事件，幾乎影響到了佳士得、蘇富比拍賣行今年的秋拍。買家們比往常更小心謹慎，深怕看走了眼花大價錢買入一幅臨摹的贗品。
　　特約記者｜徐佳和
　　贗品常常掀起波瀾，尤其是上當的買家是大美術館和博物館的時候。
　　今年8月，上海畫家、74歲的錢培琛突然成了新聞人物，從《紐約時報》的頭條報道，錢培琛所畫的63幅仿美國現代主義大師的作品在FBI的追查下曝光，其中不乏對波洛克、羅斯科、紐曼的仿作。這些作品被當做大師真跡，畫商稱之為“那些著名畫家‘新發現的作品’，大部分由一位要求匿名的收藏家‘×先生’從其父手中繼承的”，以8000多萬美元(約合4.9億人民幣)的價格售出，上當的買家之中不乏著名的美術館和博物館，藝術界為之震驚。
　　新聞從《紐約時報》輾轉到華文報紙，人們對真正出售假畫的畫廊藝術經紀人Glafira Rosales反而不感興趣，那長長一串拉丁字母的名字又十分拗口難記，相形之下，錢培琛的中國名字和樣貌倒是引起各方註意。暴風雨般的，國內國外藝術界幾乎都知曉了這位“業餘畫家”的大名。據《紐約時報》後續報道中反映，此次“高水平”的造假事件，幾乎影響到了佳士得、蘇富比拍賣行今年的秋拍。真偽之辨的疑雲在拍場漸漸聚集，質疑畫作真偽者絡繹不絕，買家們比往常更小心謹慎，深怕看走了眼花大價錢買入一幅臨摹的贗品。“住在皇后區的這位華人畫家把拍賣這潭水給攪亂了，擾亂了整個市場。”
　　錢培琛對記者談起“出名”事件的後果，頗有無奈。
　　仿作無罪 售假違法
　　在全世界的主要商業活動中，藝術交易是最不透明，管理也最鬆散的一種。據美國法律，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告知錢培琛，作為繪畫者和臨摹者，即使臨摹的是17世紀畫壇巨匠倫勃朗的名作，並堂而皇之地在畫面上簽上倫勃朗的大名，只要不是以真跡的名義和價格出售，也不會被視作觸犯美國法律。雖然這些尚需最後的司法說法，但是美國方面沒有起訴，也沒有限制錢培琛出入境。如果錢培琛真的明知故犯，參與到假畫銷售中，那就不僅僅是賬面上可見的區區幾千美元的收入，更應能追溯到大筆資金的進出。
　　錢培琛表示自己所做的僅僅是臨摹，沒有涉及售假。他將經紀人稱之為“小老闆”，與之合作十幾年，相處如朋友一般。“如果我知道他把我的臨摹作品當作真跡出售，我是絕對不會與之合作的。我只是以為自己這些都是臨摹品——人家家裡買不起大師真跡，但又十分喜歡這位藝術家，於是就只能以其九牛一毛的價格買入一些肖似的臨摹品，掛在牆上裝飾家居。” 開始時，一幅作品支付錢培琛600美元，最高的時候，支付3000美元一幅，這也是他拿到的封頂價了。
　　臨摹的藝術作品進入市場並不新鮮，只是其需要用知識產權法、版權法來規範。比如中國深圳的大芬村，就是一個聞名世界的“畫作製造”工廠，他們每年“畫”的嚮日葵、睡蓮、蒙娜麗莎行銷全世界，但大芬村十分明確地表示這些就是仿作，且只售幾十元、幾百元的價格，原作者和臨仿作者的權利與權益是完全不同的。
　　美國現代主義藝術家們的作品註重觀念，從形式上而言，模仿並不困難，以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波洛克作品為例，他從1947年開始使用“滴畫法”，取消畫架，把巨大的畫布平鋪在地上，用鑽有小孔的盒子、棒或畫筆把顏料滴濺在畫布上，稀薄的顏料借助噴霧器；作畫時和畫布的接觸不固定在一個位置，而是在畫布四周走動，或跨越過去，使構圖沒有中心、結構無法辨認；以反覆的無意識的動作畫成複雜難辨、線條錯亂的網；畫面上線條縱橫曲扭，色彩變幻無常，極端放縱，不是藝術家完全掌控，也沒有形象辨認，這種純抽象很容易模仿，甚至仿品連波洛克自己都不一定能認得出來。畫家錢培琛臨摹一幅現代派大師作品所需的時間並不長，只要理解畫義，大膽實驗，實際上他本人也沒有當作真跡來畫，畫起來自然放鬆，權作一種游戲製作，“畫廊要求我畫什麼我就畫什麼”。
　　畫廊的一級市場地位
　　在美國，以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成熟規範的藝術市場，如果收藏家想購買嚴肅的當代藝術作品，最好直接在第一市場即藝術家的代理商畫廊購買，而不要在第二市場或拍賣場中搜尋。
　　所謂第一市場是指向藝術家直接購買，而且是首次出售，第二市場所指的是轉賣，即收藏家、畫廊經紀人及美術館之間的買賣交易，直接向畫廊購買通常會比在拍賣會上便宜，因為畫廊會儘量將第一市場的藝術品價格壓在拍賣會之下。畫廊的成功主要依靠品牌及其建立的信賴感。品牌給了客戶信心，讓他們不去質疑藝術品的好壞，或價格。因此，在誠信為商業交易之本的西方藝術市場體系里，畫廊出售的作品，往往不會被質疑真偽，尤其對知名畫廊而言，更是如此。畫廊經紀人的地位越高，畫廊就越不像營利事業，也就越聞不到銅臭味。超級畫廊的空間會讓人感覺像置身於一座美術館，展品也從不標價，試問，在這樣的空間里，誰會懷疑牆上的那件藝術品不是真跡？
　　收藏家信任他們的畫廊經紀人，就像信任他們的投資顧問一樣，但是畫廊和藝術家之間的關係更為複雜，他們要充當出資人、經紀人、顧問和朋友，他們會鼓勵藝術家迎合市場的喜好來調整創作方向。然而，站在藝術家的立場，他當然更願意按照自己的意願隨性創作作品，並寄希望讓畫廊經紀人能夠幫助他們找到願意購買這些作品的藏家。
　　聯邦調查局在電話里對錢培琛說，“你現在住的是皇后區的一幢普普通通的三層樓房，而畫廊經紀人住的是價值百萬的別墅。”錢培琛也曾經疑惑於朋友“小老闆”的本事怎麼會那麼大，那麼會掙錢。但是紐約曼哈頓Knoedler畫廊還經營著錢培琛創作的作品，併為之開過個展，請來眾人為他捧場，在畫廊里，錢培琛的作品與畫廊經營的雷諾阿、安迪·沃霍爾的作品掛在一起，向眾人展示。
　　2011年底，一名比利時收藏家耗資1700萬美元從Knoedler畫廊購得傑克遜·波洛克的一幅未收入畫家作品目錄的畫作，賣方和畫廊均肯定該作為真跡。藏家證實此畫系偽作，並將Knoedler畫廊告上法庭。這對於靠品牌和信任度生存的畫廊而言，打擊甚為致命，於是Knoedler畫廊只能關門大吉。
（編輯：SN054）